共和国总理朱镕基

传奇身世:自幼失双亲 凄孤中度童年

棠坡故居

　　出湖南省城长沙，沿107国道东行32公里，就到了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朱镕基总理故乡。大策随笔
　　转上一条水泥小路，蜿蜒入山，两旁时见青竹婀娜、杂花间树，再行二三公里，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园”就曾坐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会的小宋说。
　　“朱镕基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光。”和平村村支书黄自力告诉记者，“他大概到9岁多才离开棠坡。”朱氏祖屋所在处，现在是一个苗圃，遍栽紫色的红槭木，开阔的地势，犹可想见当年的规模。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清末文豪吴南屏，曾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并挥毫赞叹恬园之美：“恬园，长沙朱氏之山庄也，地名棠坡，去会城东北六十余里，古驿道旁，岗岭回复，数转乃入，至则柴关矮屋，甫见竹树间游与乃伫，客惊而问，不意所称恬园者之在此也。”苗圃右边有一四角凉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记载，“朱氏祖井，始建于清咸丰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于泞坡祖屋进门丹墀中，有石砌围档，井水清凉甘甜”，这口井自开凿之日起，清泉不绝，朱氏家人及族中所办的学校，都以此为饮用水，至今100余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质勘探队还特意彩井水作了个鉴定，结果为“特优质矿泉水”。
　　80多岁的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小时玩伴，她拄着一根棍子，颤巍巍地领着记者，“你看，那个平地上，我们小时候玩过跳绳的地方。”老人还记得，“细时这个伢子很灵凡(注：长沙方言，聪明之意)，也很老实，别个打他，他就哭，说：我不打你、我不打你。”算起来，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堂嫂，老人年事已高，“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朱镕基并没忘记这位童年的玩伴。
　　据老人的家属介绍，1996年朱镕基那次回长沙时，还特意请人将老人接到长沙小住。
翻过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面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里来的易翠兰，对这个祠堂记忆犹新，她用树枝在地上画起来：“先是一个池塘，从一座小桥过去，接着是一个大操坪，迎面是个大照壁……”按照几位村民的回忆，祠堂足有六七进，雕龙刻凤，气势剧组宏。
这座祠堂给当年的孩子们带来很多欢乐，但在1960年代同样未能幸免，易翠兰当年就曾参与拆屋的行动。现在这片故地上，几幢民房杂乱相间，只有一株两人合抱的银杏树，得以幸存。

岷藩后裔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棠坡朱氏的历史作了梳理，从他整理的资料来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这一支，朱镕基应该算是岷藩十七世孙。大策随笔
　　关于岷藩家族，刘佑平先生的《中华姓氏通书·朱姓》中有如下记载：岷藩开基始于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为岷王，原建国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岷王朱*因被西平侯汰晟告发不法，被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朱棣称帝后，他恢复爵位，回到云南，但此后又在永乐六年(1408年)被削除护卫、官属。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令朱*自云南北迁至湖南武冈。1450年朱*去世，谥为庄，史称岷庄王。
　　岷藩后裔在武冈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朱氏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长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冈等地调查过这段历史，“经过动乱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很穷，只能靠教书为生。”按后来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时候的棠坡朱氏一穷二白，算得上赤贫，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在此期间，朱家陆续有人入仕，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真正让朱氏家族脱贫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谱的记载中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三石的低价，朱雨田倾其所有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多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
　　关于这段轶事，长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朱雨田此后转贩盐茶、设钱庄、开矿业，终于成为长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园，“登之可极尽岳麓湘江之胜，名于是邦矣”，列为长沙园林之首。
　　据长沙市志的记载，朱雨田暴富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朱氏家庭从此富甲一方，子孙兴旺，多时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妈妈，当年在朱家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该村所有贫家子女，均免费就读于朱氏族学。彭建武说，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没有挨什么斗，因为他们不是恶霸地主，“是好地主”。
　　时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户，但朱姓已经很少，村支书黄自力说，“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

乱世孤儿

　　朱镕基的父亲名宽澍，字希圣，他是个遗腹子，其父还没有见着他的面，就已去世。朱希圣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数人，他排名老幺。据闻朱希圣绝顶聪明，年少即博览群书，颇有抱负，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上人”。大策随笔
　　朱希圣十多岁时，就染上了肺病，俗称“痨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基本无法医治。朱天池告诉记者，朱家长辈于是决定，给朱希圣娶亲“冲喜”。
　　“冲喜”是当时农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个内当家主妇，再就是希冀以结婚的大喜来冲刷晦气，让喜神驱逐病魔，以期让病人因此脱尽晦气而康复如初。
朱镕基的母亲张氏(注：海外媒体误为余氏，余氏实为朱天池之母)就是这一情况下，匆匆嫁入朱家，从后来情况推断，时间应该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忆：张氏的个头比较高，“长得很俊秀”。
　　“冲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张氏怀孕后，朱希圣身体日渐羸弱，没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1日，当朱镕基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也感染了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其时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刚刚出生，伯父朱宽浚遂将镕基接到家中，让妻子给他喂奶。
　　从没尝过父爱的朱镕基，与母亲相依为命，朱天池回忆，当时朱家长辈对孤儿寡母格外照顾，几位堂史弟音也相处亲昵，那时朱氏长辈都喜欢唱京戏，每到闲时，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镕基等几史弟竟也无师自通，爱上了这一“国粹”，甚至后来当上总理，朱镕基仍乐于在一些场合展示自己的京剧唱功。
　　朱镕基跟大哥镕坚的感情尤其好，后来的交往情况，似乎也可佐证这一点：1998年，身在美国的镕坚90大寿暨婚庆60周年，朱镕基特意题辞“金石不渝、百岁可期”，以资祝贺，这应该是“诫题辞”的朱镕基，送给亲属的惟一墨宝。
　　朱氏大家庭在朱镕基出生的时候，已经准备分家，此后不久，朱宽浚赴扬州工作，举家东迁，直至抗战前夕才返回，朱镕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产，便委托给“满伯”朱学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镕基9岁多的时候再次降临，染病已久的母亲张氏辞世，朱镕基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朱学方负起了抚养他的重担。
　　在朱镕基幼失怙恃的岁月中，时局同样不稳，可谓兵荒马乱：在朱镕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详率独立三十三团，空袭共产党在城内的各类机关，是晚11时许，长沙城内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大屠杀还波及到湘潭、常德、浏阳等20余县市，共产党及群众“遇难者上万人”。
　　共产党随即在湘赣边境发动秋收起义，并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动员令，长沙城内也秘密筹划武装暴动，以作策应，国民党全城搜捕“叛党”，恐怖气氛笼罩全城，秋收起义部队未经训练，不敌国民党优势兵力，被迫转移。
　　在朱镕基出生后不久，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并一度攻克，此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距长沙仅数百里，长沙因此成为国共两党交锋的前沿，历经“围剿与反围剿”战火荼毒，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策随笔
　　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机轰炸长沙，形势十分紧张，据《长沙人民革命史》记载，蒋介石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12日深夜，担任放火任务的警备第二团某部误听电话，以为日军已进市点火，是为“文夕大火”，这场大火连烧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

性格之源

　　父母接连撒手西去，对于一个不满10岁的孩童，无疑是人间惨事，后来抚养他的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悲惨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
　　朱天池对朱镕基的性格养成也作过分析：他幼年与寡母相依为命，虽然族人颇为照顾，但遭受些白眼想来在所难免，而在少不更事时，孩童间的嬉戏，身材瘦弱的朱镕基也受了不少欺负。朱天池记得，当时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还有任氏兄弟，他俩十分顽皮淘气，常欺负朱家子弟，别的朱家子弟对他们都退避三舍，而朱镕基表现出倔强的个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决不认输。
　　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后来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农民的穷苦泪洒宁边，为长沙的溃堤九江掬泪……实有真情动，实有苦衷在。
　　而在被问及卸任之后时，朱镕基说：“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的为官理念，其实可以在他的几位先祖身上，找到一点影子：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十五世乔生府君，就是一个颇有官声之人，他辅佐鹿传霖治理四川时，冬季官府救济贫民，某官员私藏了几件衣物，贫民投诉，乔生闻之，正欲起身，突然岩墙倒塌，打伤府君左足，民众争相拥出，乔生府君不顾足伤之病，厉色严斥该员，数以改过，该员深感愧疚，将衣物一一退还。乔生后来“历署诸道、颇得民心”，在他返乡时，民间每家“置明镜一方、清水一盏、白菜一叶，焚香跪道，爆竹声十里不绝。
　　这位乔生还是一个刚直不阿、从不奉迎之人，族谱中记载，在一次慈禧太后的接见中，众官员皆吹捧慈禧有“宋宣仁太后”之德，乔生“独默然不语”，瞿鸿机感叹：“憨哉，乔生不可及也。”在朱氏先祖中，金陵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为“修沙洲圩闸、修惠民河，民勒石记之”。而到了朱镕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宽浚)这一代，则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为宗旨，历任湖北黄安(今红安)、江陵令，“才明识裕、为官运亨通俱优”，这位介侯公因为看不惯“污吏横行、国事日衰”，在宣统年间黯然挂冠而去，归隐棠坡田园。

中学时代:能背圆周率到100位的沉默少年

　　这位“皮肤白净，气质沉稳”的少年同学让大家印象深刻，他“沉默寡言”，能把圆周率背到近100位，但“组织能力和社会能力”当时倒没怎么显现。大策随笔
小小年纪的朱镕基，当年发奋努力，最大的动因应该是他特殊的家庭环境，他想取得最好的成绩，来告慰早逝的父母以及抚养自己的伯父。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

族学启蒙

　　朱镕基小学先就读于“时中学校”，这所小学是朱氏家族兴办的私立族学，始建于1854年，先设在长沙市郊丝茅冲，民国二十七年迁入棠坡朱氏祖屋，其后又移址关山嘴，1990年定址和平村口107国道旁，该校校长蔡海波告诉记者，“时中学校现在仍是长沙县最好的小学。”
　　朱镕基在时中学校就读这段时间，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从后来上中学的时间来推算，他1941年13岁小学毕业，而当时的小学实行六年制，可以看出，他应该是7岁启蒙。但从朱家书香门第的习惯来看，朱镕基可能在更小的时候，即已开始接触书本，朱学方老人在后来的回忆中，就有朱镕基小时候读《水浒传》，背诵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情节。

转学崇德

　　在这里就读两年后，9岁多时，因母亲病故，朱镕基跟随“满伯”朱学方迁入长沙郊区，随后就读于崇德小学，这所小学解放后即停办，现在寻找起来，惟一的线索是校址在当时的长沙南区，这一区域现在划归天心区和雨花区，记者得到了两个区教育局的帮助，在多方打听下，得知这所学校位于天心区南门口大古道巷的“出入是门”附近(注：当时进出长沙南门必经之路，遂得此名)，但校址已经只剩下一块碑，学校湮灭在历史风尘中。
　　2月28日，长沙市委方志处杨志强老人，帮助记者查阅了1934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书中有简略的记载：崇德小学，开办于1917年，属私立学校，创办人名叫刘伯衡。
当时的教育内容，与清末大同小异，规定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学校中设国文以及格致、博物等，民国之后新增了“党义”(或称“公民”，即政治课)、军训等课程。
　　至于教育的经费来源，已经有了一些改变，长沙市志中记载，民国时期，省政府除负责官立学校的经费外，对私立学校酌情予以奖励补助。朱镕基在族学中就读时，自然不存在学费问题，后来转至崇德小学，学费是如何解决，当时学校中是否设立奖学金之类，未能查证。大策随笔
　　据朱天池老人回忆，当时朱镕基母子名下分得的田地，岁租可以有一两百担，“供其上学应该没问题。”真正的经济困难，大概发生在中学之后，日军侵入两湖，朱学方携家人避难，当时田产因无法带走，纷纷贱卖，朱家因此丧失了几百年来的稳定经济来源。

考入广益

　　1941年2月，朱镕基以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投考广益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入初中一年级第39班，广益同样是一所私立中学，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　　1905年创办，原名“惟一学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社会上流传着“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广益中学解放后改为湖南师大附中，至今仍为长沙数一数二的名校。
　　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市区内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均已外迁，广益中学搬到了远离长沙的衡阳乡下，一个名叫常宁县柏坊乡大坪的地方。13岁的朱镕基，背上行李和书包，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沈谱成回忆，从长沙到柏坊的路线，一般是先搭汽车或火车抵衡阳，然后乘船溯湘江而上，耗时在一天左右，学生们寒暑假才可能回家。
　　广益中学当时的教学制度非常严格，尤其是期末考试颇有特色，沈老回忆，每到期末，各班各年级考试同时进行，但座位一律重排，在同一考场内安排有不同班的考生，同班学生穿插就座，以最大限度减少作弊。

第一号毕业证

　　湖南师大附中校史办曾作过一些走访，朱镕基的同班同学任俨提到，学生当时上晚自习，点的桐油灯只能照亮一边，于是约定每隔半小时转一次方向，因计时不准常起争执，在一边默诵英文的朱镕基，起身挑出灯芯，两边同时点燃，光亮顿时加大了一倍，矛盾也解决了，皆大欢喜。
　　经常被人提到的，还有背圆周率的故事，任俨的回忆是，朱镕基当时和他比赛，由同班同学周继溪担任裁判，结果任俨背了40多位，而朱镕基背到了近100位，可见其超群的记忆力。
　　师大附中保存的档案中，详细记载了朱镕基当时的成绩：在前五个学期中，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试，其中100分的15次，平均93.8分，有三个学期名列第一。最后一个学期，朱镕基11门功课有7门获100分，平均96.27分，为全班第一。
　　沈谱成对这个“皮肤白净、气度沉稳”的同学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朱镕基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们间为竞争第一名，曾封闭式相处，现在想来，似有年幼稚气之感，初中毕业时，朱名列第一，我为第二，这在毕业证编号上尚可见之。”
　　学习名次的竞争，当时还是相当激烈的，沈老告诉记者，每临近考试，同学们复习到深夜，十分普遍，宿舍当时毗邻校外的一家小餐馆，夜深饥饿时，可通过宿舍墙壁上一个孔，直接从餐馆买到宵夜，十分方便。大策随笔
　　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广益中学当时的规定是，如果期末考试成绩列于前三名，则下学期可免交学费银洋两圆。这笔钱，约相当于现在数百元。

湘西求学

　　1944年10月，初中毕业的朱镕基考入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在湘西永绥度过了21个月的时光，一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当时从长沙一起去的学生共有十多人。
　　永绥现已改称花垣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角，崇山峻岭、地势险恶，朱镕基为何来到偏僻的湘西求学？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紧密相关。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12月，日军进逼，安徽芜湖、江苏南京相继陷落，安徽省教育厅于皖西山地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坚持教学。1938年12月，蚌埠失守，其后合肥、徐州均相继沦陷，皖西的7所学校数千师生，被迫西迁，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湘西，几易其名后，创立了国立八中，设立了11个分部，遍布湘西及川东各地，初期主要招收苏皖一带的流亡青年，到了中后期，则主要招收后方来的学生，其中湖南各地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朱镕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了当时日军不敢轻入的湘西。
　　同班同学杨开卷回忆，朱镕基每科成绩都在98分以上，尤其是英语，居然连《英汉词典》的部分内容都能朗朗成诵。杨开卷的数理化成绩不及朱镕基，为此，经常向其请教，而杨的国文成绩颇好，有一次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获第二名，朱镕基很替他高兴，并提议：“这笔奖金，要他请客好啵？”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吃了一顿。

生死之劫

　　湘西求学时，一件白色府绸衫是朱镕基最体面的衣服，但就是这件好一点的衣服，也险些被盗。
　　杨开卷记得是在暑假的一天中午，由于天热，几个留校的学生，将床铺搬到宽敞的教室休息，其时，朱镕基的白色府绸衫正晾在单人木架床的床头，一名窃贼蹑手蹑脚进来，想偷这件衬衣，窃贼并没弄出什么声响，朱镕基却一下惊醒了，一跃而起，大叫“抓贼”，并抓起桌上一只砚向窃贼丢过去，同学们被惊醒，有的挡门口，有的则冲上去抓贼，乱成一团。
　　在国立八中时，朱镕基的一次登台演出，也给很多老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振岳回忆，学校附近青龙村盛产黄杨木杆，同学们竞相以此制作二胡，每当晚饭后，校园里一声声：“一马离了西凉界”、“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京剧风靡。大策随笔
　　朱镕基天生一付好嗓门，音色清亮圆润，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空城计》，朱镕基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段段练起，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学唱，戴振岳则由拉二胡改操京胡为其伴奏，在唱段操练好后，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一个“业余剧团”就这样搭起来了。
　　“剧团”随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戴振岳回忆往事，犹记得当时化妆，演员均需用长布带将眉梢往上“吊”，朱镕基天生剑眉，无需这道工序，化妆师为之称赞不已，而在剧中当司马懿退兵下场后，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额上惊汗的动作，不知是天热还是初次登台，朱镕基下台后告诉同学“真捋下一把汗来了”。
　　朱镕基在湘西时，还经历过一场生死劫：当时霍乱流行，很多同学都被传染，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差，不少同学死于此病，至今花垣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还留有几十座坟茔。朱镕基未能幸免，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但在吃了一个苗族老医生的苗药之后，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当地人都认为：这个两代遗腹的伢子实在命硬。
　　湘西的两年生活，无疑给朱镕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回到阔别50多年年之久的花垣视察，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朱镕基一路寻旧一路感慨，摸着当年的石狮子，他说了一句：“五十年一摸啊”。
　　在朱镕基就读过的中小学中，花垣的母校，是他在毕业后惟一“回访”过的地方。

一中插班

　　1946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朱镕基作为公费生，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在这里做了一年的”插班生”，随后考入清华大学。
　　当时一中每个年级为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朱镕基选读的是26班理科班，班上共有同学28人。
　　在同学王海洲眼里，朱镕基当时不怎么说话，他们同住一个宿舍，“二三十人，都是铁架子床，”王海洲坦言当时与朱没有过多的过往，“要是知道他要当大人物，应该多记点当时的事。” 大策随笔
　　同学沈雨随记得，当时“英语老师郭昆很喜欢他，经常和他在课堂上用英语对话”。
　　而在另一位同学颜家龙的印象中，朱镕基沉默寡言，“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倒没有表现出来”。
　　朱镕基当时的交往伙伴，主要是从国立八中一起转来的同学周继溪，周老因哮喘复发卧病在床，记者未能采访。
　　在一中校史馆，保存有一封朱镕基写给同学胡兰吉的毕业留言，全文如下：“敬书数语与兰吉兄为别：人生聚散本来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相逢？我愧无嘉言懿行足资兄助，但愿他日重逢，耿耿此心依旧，为兄一饮庆功酒。”
　　一中老校长马清泽告诉记者，这份留言只是一份复印件，原件一直被胡兰吉精心保存，1997年，一中庆祝建校85周年，胡兰吉特意从双峰赶来，欲将原件捐献给学校保存，不料在长途车站，包裹却掉了，虽经多方努力，终于未能找回。
　　而关于朱镕基在一中的经历，还曾有过一些附会之言，如称其当时是学生领袖，曾率学生与校长作斗争等，长沙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宋俊湘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曾作过走访，“实事求是地讲，朱镕基当时既不是学生干部，跟党组织也没什么联系。”宋主任告诉记者，“要尊重历史，告诉大家一个没有神化的朱总理。”

跌宕年代:20年"右派"培养浓厚平民情结

　　从东北工业部到国家计委，20多岁的朱镕基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

从清华到东北

　　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
　　“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是年，新中国不足两周岁，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
奔赴东北，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大策随笔
　　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
　　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
　　“这个时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但当时由于他年纪还小，党内政治生活还很正常，也没有人对此太在意，相反，朱镕基由于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当时工业部领导的极大赏识。
　　东北工业部对朱镕基来说，除了取得初步经济工作经验外，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人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多年后，每遇危难，都会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过了次次危机，并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宝华等，而对朱镕基最重要的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经历影响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难加以评估。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
　　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他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3月2日，马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

国家计委的初步历练

　　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消，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
　　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据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
　　按照官方公布的简历，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秘书，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据朱镕基的同事说，朱镕基是时任计委领导人之一张玺的秘书。张玺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书记。而海外有传记说朱镕基是当时计委主席李富春的秘书，被朱镕基的同事给予否定。大策随笔
　　马洪说，“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也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是计委当时最出色、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值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当时很多同事的肯定。
　　“朱镕基讲话逻辑性极强，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从不马虎。有时开会，由于职务关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他只要看到或听到他认为不合理之处就会立即指出，使有的领导很不满意。”
　　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时间长达6年，6年中，中国经历了初步工业化，而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管理核心部门的，无疑处在中国工业化的风口浪尖上。
　　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特点，计委几乎要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
　　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能说这段时间对朱镕基熟悉中国经济没有用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朱镕基还在国家经委担任过一段时间领导职务，“计委工作相对宏观，而经委工作相对微观，但对朱镕基的历练是一样的。”
　　前不久，朱镕基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这么多年，他对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还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认为，这种熟悉和他在计委工作经历不能说没有关系。
　　朱镕基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经常看见朱镕基翻看各种资料，还要经常起草文件，偶尔还写经济理论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学习，外语也没有丢。

被打成“右派”

　　平静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扰而结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于是各民主人士纷纷以诤友身份对执政党提出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意见。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
　　自从被称作“蛇”后，5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 大策随笔
　　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这段艰难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
　　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记者接触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讳莫如深，几经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计划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层的头脑开始发热，在领导经济工作上，中国正在酝酿大跃进。时年30岁的朱镕基，虽然在国家机关历练了7年，却没有学会官场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
　　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意见。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机的险恶，更不知道此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朱镕基被他信赖的党组织打成右派，20多岁的他便追随这个党，就向往着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反党分子了呢？
　　记者没有找到能够描述当时的朱镕基的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遭际恐怕都会想不通，因为“想通”是很“高难度”的动作。
　　可是不管你想通还是想不通，从成为右派的这一天开始，朱镕基20年的金色年华恰似一江东流的春水，永远不会再回来！

“右派”生涯

　　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 大策随笔
　　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
　　李锐分析说，当时的计委有领导欣赏朱镕基，可能暗中保护了他。
　　事实确实如此，朱镕基在下面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郭道晖回忆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
　　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说，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在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课学员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这一经历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证实。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员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就意味着不是党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三天一小运动，五天一大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当权派”，但由于有“右派”的经历，也少不了陪着挨整。
　　1968年以后，“文革”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而重点是在后者。

最大限度地接触底层民众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手段，一个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产生：“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来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农民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
　　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有回忆说，在当时群众之间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其实已成为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大策随笔
　　最初，干校没有家具，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没有，于是干校便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
　　由于担心丢失，一个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忍饥挨饿，“天气冷极了，也没有暖气，没有水。”
　　和朱镕基一起劳动的同事向记者介绍，国家计委襄樊“五七干校”位于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有这些人到来，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
　　这段时间，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这5年的人生经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
朱镕基在谈到这段时间时感慨很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
　　由于朱镕基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廊坊的“传奇”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复出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虽然此时“文革”还在进行，政治压力依然很高，但由于有邓小平的努力，已经瘫痪的国家机关、工厂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朱镕基已经很难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怎么办？
　　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
此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而2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也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
　　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离现在已经23年了，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大策随笔
　　3月1日，本报记者初到廊坊，便听到有人讲朱镕基的故事：
　　朱镕基在任的时候，不正之风已开始出现，但朱坚决抵住这些不正之风，一次他让手下工作人员买东西，而工作人员买1元钱的东西却开出了3元钱的发票，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准报销，工作人员也大怒，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得悻悻而回。
“不行就是不行”，转述者甚至能够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话。在民间，甚至还流传着朱镕基和当时的领导斗智斗法的传说。刚正不阿的朱镕基，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
　　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的时候，几百口子人只有一个看门房的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老人把他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
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就你一个好人。”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这个故事被记者接触到的几位管道局退休职工否定。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说，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和朱的关系很好，这个人叫周来福，但不是门房老大爷，他也是管道局的职工，和朱镕基都住在单身宿舍。由于朱镕基当时家在北京，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回家，于是周来福星期六骑自行车送他到车站，星期一骑自行车到车站接他回来，两个人关系确实很好。
　　那么，当时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样的？记者接触几个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职工，大体勾勒出一个轮廓。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管道局一个退休职工说，“在我们眼里，朱镕基当然是很有水平的，不爱多说话，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他的英语很好，能说能写，能翻译。”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些体力活。“施工很艰苦，宿舍就是帐篷，在野外的时间要比在机关里的时间长，当然不是朱镕基一个人在一线，大家都在一线。当时风气也很好，因为大庆精神是深入人心的。”管道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朱镕基当上国家领导人后，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庆祝，曾告诉朱镕基。朱镕基批示说，赞成管道局周年庆祝不搞庆典等做法。
　　 廊坊的这几年可以说是朱镕基多舛命运的最后阶段，不久以后，朱镕基回到北京开始他新的人生历程。

步入"高层":幸遇伯乐 不改直言本色

　　1979年，朱镕基到国家经委工作，任燃动局处长。这个新任处长依然不改直言本色。经委党组负责人赞扬说：“遭了20多年的罪，还敢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个好同志。”
　　才华、能力、品质都出众的朱镕基受到经委领导一致好评。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终于在1983年获得通过：朱镕基先后被任命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开始进入“高干”序列。大策随笔

脱掉“右派”帽子

　　廊坊岁月可以说对朱镕基是一个磨练，而这段时期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即告结束。1977年底，马洪参与中国社科院的组建工作。次年，马洪担任副院长，并着手组建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4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马洪出任第一任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初创之时，人才奇缺。马洪回忆，“当时朱镕基在廊坊石油工厂里面，他向我提出想调换工作。我们在计委一起工作过，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很正直，意志很坚强，于是他就来到工经所。”当时朱镕基被任命为研究室负责人，相当于处级干部。
　　 1978年，对朱镕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1978年9月，中央决定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宣布为朱镕基等一批当年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会上，我当时在场，他很镇静，很严肃，不苟言笑。”马洪回忆说。可以想象，当时的朱镕基应该是百感交集。从1958到1978，从30岁的小伙子到50岁知天命，“右派”两个字像一块巨石压了整整20年。如今，这块巨石终于被卸去了，但，20年的似水年华，已一去不复返！马洪评价，工经所时期，朱镕基工作成绩出色，发表过一些文章。1978年，当时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主政中国时期，高层在经济计划设计上，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朱镕基对此即表示异议。《亚洲周刊》曾记载，“马洪带着欣赏的口气说，朱‘很有水平，中国的官员如果都像他，国家大有希望’。朱镕基在工经所一共工作了约一年。可以肯定，这一年的经历，对他经济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极大。

经委岁月

　　1979年，朱镕基离开了社科院，转到国家经委工作。重新回到经济管理岗位上的朱镕基终于有了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当时，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是中央经济决策体系中的两大支柱，曾有“国家计委制定经济计划，国家经委执行经济计划”的说法。来到经委的朱镕基起初任燃动局处长。据一个在老经委工作的人讲述，这个新任处长依然不改变他的直言本色。一次，经委召开全体干部大会，经委负责人首先讲话，主任、副主任讲完，会议主持人号召干部踊跃发言。一般来说这样的会议，都是司局级干部发言，处级干部多明哲保身，一言不发，而坐在后排的新任处长朱镕基硬是早早地抢先站起来“放了一炮”。回忆人形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大策随笔
　　 有回忆者说，朱镕基的发言，分析中肯，见解独到，言之有理，在会场引起一阵骚动，并立即引起经委高层领导张劲夫、吕东、袁宝华等人的关注。经委党组负责人会后曾赞扬说：“遭了20多年的罪，还敢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个好同志。”不久，朱镕基即被任命为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嗣后又被任命为技术改造局局长。“是金子总要发光”，当事人回忆，在当时的国家经委，朱镕基和赵维臣很快被上上下下视为“最干练”的两名局级干部。赵维臣后来任经委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赵是副主任。后来赵担负起组建中国联通的重任，成为联通公司第一任董事长。熟悉赵的人说，赵的脾气不比朱镕基小。
　　 经委时期的朱镕基特别看不惯走形式、花架子、不懂实际、没有知识的官员。他要反对什么，他会提出；他知道什么情况，而下属该知道却不知道，他就非常不高兴，就会提出批评。

步入“高层”

　　才华、能力、品质都出众的朱镕基受到经委领导一致好评。1983年，朱镕基出任经委委员、副主任(副部级)。此时朱镕基已经是55岁了。据李锐回忆，“我是1982年去中组部的，他(指朱镕基)是1983年当副主任的。我来中组部后的任务，是按中央要求搞干部‘四化’。而以他的年龄，是不可能纳入后备干部的。”李锐说，当时考察1000个人，年龄标准是40多岁，朱镕基肯定不能说是年轻干部。那么他的升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经委领导层赏识他，积极推荐他。《侨报》曾发表文章说，“当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组织部申报，准备提拔朱镕基为经委副主任时，却再次遭遇小小麻烦。中组部一开始不予批准，理由很简单：无论如何，朱曾经是个‘右派’，让‘右派’担任副部级干部，在中共干部提拔历史上尚无先例。当时的经委党组‘不屈不挠’，坚持说明情况，坚持继续申报。于是，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终于在1983年获得‘通过’：朱先后被任命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朱开始进入‘高干’序列。”一位熟悉中共组织工作的同志介绍，朱镕基是不是第一个出任部级干部的前“右派”不能肯定，但他肯定是55万“右派”中最早出任部级干部的人之一。

　　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如果55岁的朱镕基还不能进入高层，再过几年，那么无论他有天大的本领也只能长叹一声“时运不济”，而由于党内正直人士和坚持原则的同志的努力，朱镕基能够升任副主任，从而进入更高领导人的视野。出任副主任的朱镕基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要处理至少5封群众来信，对下属要求甚严格，但他有一个优点：只批评人，绝不整人。据原经委工作人士介绍，在朱镕基担任经委副主任期间，有位处长向国务院领导报告，说朱镕基要对某项工作失误负责。朱镕基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他。但谁也没有料到，不久后，这位干部被朱镕基提拔为某局副局长。朱镕基解释说：“这个人工作负责任，而且敢打我的报告，尽管报告失实，但他是从工作出发的，不应该影响对他的使用。”

　　朱镕基的这种性格到底是好还是坏，应该怎么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我觉得这是双刃剑，当他还是副主任，甚至是上海市长的时候，还可能有人敢当面批评他，甚至打他报告。但他出任副总理或者总理后，他就很难接触到这些年轻干部，而他接触的多是只比他级别稍低的干部。我们知道，干部越是到高级，越是谨慎。那么，还有谁会敢于向他提出批评呢？” 大策随笔

　　但无论如何，朱镕基在经委的经历对他熟悉中国经济运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时朱镕基对企业运作非常熟悉，据了解，他曾经对企业积压问题很重视，为提高企业效益，殚精竭虑，提出了不少思路。熟悉他的人说，他在经委工作非常细致，而且对当时已经出现的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提出过严厉批评。

超前7年提出宏观调控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朱镕基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上面还配有朱镕基的照片，照片上的朱镕基看上去显得年轻而清瘦。这是朱镕基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当时《人民日报》发谁的照片，用什么规格，要求很严。以朱镕基的职务，就只能发一张一寸相片。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朱镕基第一次以政府主管经济的负责人的身份，向公众陈述他的思想。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篇采访的珍贵。”当时采访朱镕基的记者、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说。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朱镕基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朱镕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讲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
　　在这篇专访中，朱镕基对当时的经济波动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企业效益进行了总结，提出了问题所在。“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他在当时就已经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思想。据我记忆，这是高层领导首次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不仅超前，而且很超前。”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朱镕基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从右派到总理   "破格"晋升的"根据"

　　1998年，朱镕基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任总理。海内外不少评论认为，从“右派”到总理，其间所受的煎熬和所承受的委屈，非常人可以忍受，没有过人意志不能成就。有过人的意志是一方面，但也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以朱镕基的个性和经历而能成为总理，仅仅是因为他的过人意志吗？大策随笔
　　李锐说，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那样的气氛里，人们要做“驯服工具”，哪敢有独立见解，说一个“不”字？“朱镕基的性格是敢讲话。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这就是他的性格，他敢讲这个话，也能讲这个话。而这种讲话方式在过去绝对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不能不说现在的体制比起毛时代有进步。”
　　一位熟悉组织工作的人说，“确实，以朱镕基的性格升任共和国总理的‘难度系数’极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位经济学家对记者说，“按照传统的组织路线，朱镕基不可能走这么高。‘文革’时期朱镕基职位就比较低，不像有些干部，‘文革’以前就有很高的职位，‘文革’结束后被平反，职务被恢复，还是很高的职务。而朱镕基在‘文革’后是从比较低的职务干起来的，他和一般的领导干部确实不一样。”
　　为什么朱镕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成为共和国的总理？这位学者提出了4点根据：
　　第一，他始终在逆境中坚持学习。在20年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忘记学习，甚至翻译过西方的微观经济学。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不是挂名的，是需要学术修养的。可以说20多年来，他一直和学术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一旦条件好转，这些优势就用上了。
　　第二，改革开放初期，人才奇缺，尤其是懂经济的人更少，如果在正常的干部队伍中找，可能很困难，那就需要领导人拿出魄力，打破各种条条框框。而朱镕基的“幸运”在于，他遇到了相当多的赞成改革、欣赏他这种性格的领导人。
　　第三，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很复杂，这就对领导人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不但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修养。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不乏才俊之士，但既有能力又有道德修养同时意志坚定的人却很少。朱镕基恰恰是属于能力与才华出众，道德修养又很高的人。
　　第四，作为政治家，在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要有公心，要置个人安危于一边。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后，明知搞治理整顿会被打倒，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他选择了牺牲自己。朱镕基也是这样的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总有一些人在挥动“左”的大帽子，如果稍不留意就有可能断送政治生命，而他坚定地支持皇甫平，“不问姓资姓社”，坚定地站在改革开放这边，从而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新任总理以悲壮开场:"我将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本届政府无疑是一届对改革目标和改革难度有着充分自觉的政府，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或大破大立，或大破小立，或者还刚刚破题。这一幕雄壮戏剧的主角之一是朱镕基，而我们无一例外是参与者。我们共同选择了这条不归之路，渐行渐远，寻找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方向大策随笔
　　那一幕戏剧性的场面是如何发生的呢？
　　1998年3月，新任总理朱镕基以一脸悲壮开场，此后数月，这一表情如此颠倒众生，颠倒全球媒体，乃至香港专栏作者阮次山干脆以夸张的口气叹道：“惊为天人”。遗憾的是，此类感叹暂时遮蔽了一种危险倾向，同时也大大强化了此种危险。
　　这种危险倾向就是大众“壮”而不“悲”，朱镕基“悲”而且“壮”，或者说因“悲”而“壮”。对“悲”、“壮”的自行取舍，表明本届政府对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难度有着充分的自觉，而大众一方面认同改革目标，另一方面却难以认同——至少是难以体会——改革难度。这一细节的自相矛盾之处，并非无关宏旨，而是此后掀起争论与波澜——对朱镕基功过得失的评价——的伏笔。这是后话。比如说，何为“地雷阵”？何为“万丈深渊”？地雷在哪里？如何引爆？引爆的后果何在？这一问题如此严重，居然被大众所忽略，居然忽略了朱镕基何以会用《出师表》的风格发表施政决心：“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农民眼中的朱镕基:说内心话 我们挺舍不得他离任

　　“我知道北京要开‘两会’，因为电视上天天在说。”河南省固始县的农民任家志说。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固始则是这个农业大省中的人口大县。任家志住在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镇上，以前忙时在家务农，闲里开拖拉机给人拉砖。去年他卖掉拖拉机，买了辆松花江车，专职从镇上往县城跑出租。但是“两会”是什么，他说不上来。北京马上要召开的“两会”，离他似乎很遥远。因为平时很忙，实际上他连看电视的时间都不多。他也知道，现任国家总理是朱镕基。
　　但是，和大部分当地农民一样，对于“两会”以后朱镕基即将卸任总理一事，他并不清楚。李照军说，像“两会”和总理卸任这样的事，都是国家大事。“你要问我什么时候收麦、割稻，我知道。如果要问国家大事，我可就不晓得了。”
　　李照军住在任家志的邻村。在当地人眼中，他已经算是很有头脑的了。其实，他已经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当地农民。一年中，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度过。在那里，他有一个废品收购站，每年能挣几万块钱。这当然已经很不错了，大家都称他“李老板”。一年只有春节前后，他才回到固始。像大多数挣到了钱的当地农民一样，他在老家盖了楼房，电视、VCD也早有了，甚至还买了辆摩托车。但他说自己太忙了，顾不上关心国家大事。
　　在问到如何看待朱镕基总理时，开出租的任家志和收废品的李照军想了半天，都报以憨厚的笑容算是回答。在当地，像他们这样的青年农民，基本上常年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大策随笔
　　一位村民说：他们比较关心村里或乡里领导的换届，最多只关心到县一级。因为换个好领导，也许就会少收点税费啥的，至少不那么折腾村民。再高一些的领导，好像离他们生活就很远了。“说句内心话，我们还是挺舍不得他离任的。”庞开端说。
　　他是军人出身，现在是固始县泉河乡的一位村支书。这位年轻的村支书曾被乡里送出去学习了两年，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他认为朱镕基是一位威望很高、性格鲜明的铁腕人物，说话做事雷厉风行。这位村支书表示，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是很希望有这样铁腕人物存在，并且巴不得从乡里、县里、省里都有这样的领导。只有这样，中央有关农村的政策才能不打折扣地真正贯彻到位，农村才会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不过，大家都承认，最近几年来，家乡还是变化明显。固始县位于鄂、豫、皖交界处，曾长期顶着国家贫困县的帽子。但最近短短数年内，相当多的农家都建了楼房，买了彩电和VCD，并通了电话。庞开端说，下一步就要给村里通上有线电视。更主要的是，在最近几年内，农民负担确实大幅减轻。已经当了好几年村支书的庞开端说，以前集资建校、集资办电、修路等都需要农民出钱，一个农民每年要负担好几百元钱。现在像修路、农村电网改造，包括下一步的有线电视入户，都有国家专项资金投入。同时，中央还取消了很多农业方面的税费。
　　李照军也承认，最近几年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了。至少在他们村，外出打工者只要交80元钱给村里就行了。其他各项税费就不用交了，田地则交由村里安排。“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他说。庞开端在当地村民中很有口碑，他总希望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找到点办法。令他比较苦恼的是，村里现在没有什么企业，虽然全村最近数年变化很大，但农民收入提高主要归功于外出打工，而不是当地经济有了大的发展。任家志则抱怨说，由于大多数人都外出打工，老家冷冷清清，生意很难做。而且跑出租的各种税费很多，人搞得很辛苦，仍然挣钱不多。他希望国家能在鼓励农民在当地就业上想点办法。

大策律师事务所  转自《南方周末》